《十月》短篇|刘庆邦：梅花三弄（短篇）
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红煤》《遍地月光》《黄泥地》《黑白男女》等九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黄花绣》《麦子》《在雨地里穿行》等四十余种。
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大利、西班牙、韩国等外国文字，并出版有六部外文作品集。
梅花三弄 刘庆邦/著 我正在一间相对封闭的小屋里写东西，手机响了。我的手机铃声是雄鸡打鸣的声音，高亢嘹亮，有着不错的穿透力。雄鸡打鸣一般是在早晨，可我手机里的雄鸡把时空完全打乱了，随时随地都会鸣叫起来。我不知道雄鸡哪一刻会叫，它的叫声对我来说总是有一些突然性，几乎带有突然袭击的意思，让人被动。我不关机，在写东西时也开着机。妻子要求我把手机保持在畅通状态，方便她随时可以找到我，给我下指示，让我买面，买鸡蛋，或者是买西红柿、黄瓜、西蓝花等。我热爱家庭生活，乐于接受她的指示。我拿起手机一看，不是妻子打来的，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有心不接，又怕是送递品的快递员打给我的，就摁下标有绿色听筒的接听键听了一下。当打电话的人确认我就是他要找的人，马上叫我老师，自称他是我的粉丝，铁杆的。他说他特别喜欢我的小说，只要看见杂志上登载有我的小说，就立即掏钱买来读。 这样的电话我一听就够了，想把电话挂掉。说来有些矛盾。我们写东西，是给读者看的，读者看了，我们希望有好的反馈。可是，一旦反馈真的来了，我们接受起来往往缺乏耐心，甚至会产生躲避的念头。这和叶公好龙不是一个性质，叶公也许真的好龙，而写作者和读者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也微妙得多。还有粉丝的说法，也让我觉得别扭。你说自己是读者，前面顶多再加上忠实二字，完全可以说明问题。粉丝是什么？粉丝是用红薯或土豆的淀粉做成的细丝状的食品，跟读者根本不搭界。把读者说成是一种廉价的食品，是对读者的贬低，也是对汉字的不尊重。出于礼貌，我没有把电话挂掉，只说谢谢，谢谢。我口气冷淡，不愿多说一句话。我可不敢招惹打电话的人，不愿和陌生人瞎聊，倘稍不注意，一句话说不好，对方有可能跟我说个没完没了。说不定还会提到我的某篇小说，复述小说中的细节，以证明他确实读过我的小说。类似的电话我以前也接过一些，我从来不愿意在电话里多说我的小说，仿佛每篇小说里都包含有一段隐秘的感情，提起小说只能让我感到羞怯。又好比每篇小说都是我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最了解，无须别人评头论足。 打电话的人倒是没有再拿我的小说说事，但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要见见我。 见我？没有这个必要吧。我又不是演员，不是明星，见我干什么呢？我说对不起，我正在写东西。我没有撒谎，这天是星期日，我一早骑车从家里出来，确实正在一家杂志社的编辑部里写东西。我写的是一个短篇小说，小说写到中段，正是需要奋力向前开拓的时候。 我知道您的时间很宝贵，我不会占用您过多的时间，给我十分钟可以吗？ 不可以，坚决不可以。我知道，时间这东西最难掌握，他说是十分钟，到时候恐怕一个钟头都打不住。我的时间其实就是我生命的组成部分，我干吗把一部分生命随便给别人呢！我说：还是不见为好，见了我你会失望的。 我写过一篇走窑的汉子复仇的小说，一些读者看了小说，把我想象成一个高大威猛的汉子。及至有机会见到我，发现我的身材及面貌与他们的想象有很大差距。每当有人说出他的想象时，我只能说：很抱歉，让您失望了! 我很崇拜您，一直把您当成我的偶像，我不会失望的。如果您觉得十分钟太长，那就五分钟吧，三分钟吧？ 麻烦，我遇上难缠的人了。蚂蟥吸不住鹭鸶的腿，你要缠我，我拒绝缠，你奈我何！我说好了，就这样吧。我把电话挂断了。 我拿起钢笔，刚要接续刚才被打断的思路，“雄鸡”又叫起来。这一轮的叫声似乎比刚才还大，比传说中的半夜鸡叫叫得还厉害。我估计，电话还是那个人打来的，他雄赳赳的，正在扮演“雄鸡”的角色。我一瞅，没错儿，还是那个电话号码。在我们老家，把雄鸡叫公鸡，公鸡的啼叫有催人起床的功能。在手机里，该功能可以忽略不计，“雄鸡”有叫的权利，我也有“不起床”、不理睬的权利。“雄鸡”的叫声设有一定限度，它叫一会儿就不叫了。我想，打电话的人应该知趣，他再次打来电话，我不接，他就不会再打了，再打就没意思了。不料他真够执拗的，“雄鸡”竟然再而三地叫起来。公鸡打鸣一般要叫够三遍，看来“雄鸡”不叫够三遍也不罢休。我相信，“雄鸡”的叫声不是电子合成的声音，应该是真正的公鸡的录音。被采集的公鸡当是一只脸上长着青春痘的青年鸡，不然的话，它的叫声不会这般元气沛然，直冲霄汉。我仿佛看见，那头打电话的人无异于一只“雄鸡”，正挺着腰身，梗着脖子，瞪着斗鸡一样的眼睛，在不屈不挠地冲我大鸣大叫。我怎么办？我的办法是把手机关掉。这样一来，等于我一把掐住了“雄鸡”的脖子，并把“雄鸡”的脖子掐断了。我看你叫，我看你还叫不叫，我就不信治不了你！ 这样做犹不解烦，停了一会儿，我把手机打开，把陌生人的电话号码存在电话簿里，给陌生人起了一个名字，“讨厌”。以后，凡是“讨厌”打来的电话，我一看是“讨厌”，就不再接听。 我之所以在杂志社的编辑部里写东西，因为我是这家杂志的主编。我这个主编是挂名的，不看稿子，不编稿子，不管什么具体事。我对杂志社的社长说，我是借贵方一块宝地，在这里种点儿自己的东西。我本来可以在家里写东西，可家里有床，看见床我就想睡觉。我在一家报社上了二十多年班，上班已经成了习惯。虽说现在脱离了报社，不用再上班，但我每天做的还和正常上班一样，早早就挎上书包出门，到杂志社的编辑部去种自留地。我这样做，是意志自治，甚至带有强制性，为的是让自己克服懒惰，持续劳动。 这天又是星期天，编辑部的工作人员都在家里休息，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写东西。楼上静悄悄的，阳光从窗口照进来，外部世界的条件很不错。有了这样良好的外部条件，我才比较顺畅地走进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我正在自己的内心世界自由自在地散步，电话响了起来。这次不是手机里的“雄鸡”在叫，是放在桌子一角的座机在响。这部座机是老款式，没有来电显示，我不知道电话是谁打来的。自从我用“讨厌”为那个打电话的人命名，将近一星期过去了，他没有再打我的手机。我以为“讨厌”已经隐去，消失，不会再和我联系。我还以为，他只知道我手机的号码，不知道我桌上座机的号码，所以我没有任何犹豫，就接了电话。真讨厌，电话正是“讨厌”打来的，他说：老师不欢迎我，我打老师的手机老师关机，我只好打老师的座机，请老师能够理解一个铁杆儿粉丝的心情。 今天是星期天，我在编辑部里写东西。你到底有什么事？ 我想给您讲讲我和女朋友的事，给您提供点儿素材，您要是写成小说，一定会很精彩。 免了，我自己的素材还没写完，不需要别人为我提供素材。有人知道我喜欢摆弄点儿小说，多少年来，已有若干人主动找到我，要给我讲他或她的经历。每遇到这种情况，我从不敢贸然答应。不但不敢答应，心里还稍稍有些抵触。我写东西，干的是私活儿，凭什么让人家给我提供材料呢！我借人家的米可以还，借人家的钱可以还，倘若借用了人家的材料，我拿什么归还人家呢！我当过多年记者，当记者的规矩我懂，你采访了人家，随后就得给人家说点儿好话。而作者不同于记者，写小说不同于写新闻，小说中的人名是虚构的，小说中的人物也经过了改头换面，是张三的鼻子、李四的眼睛。人家给你讲了其经历，在小说里不但看不到什么好话，说不定连个影子都找不到。也许把影子找到了，却与人家的期望大相径庭，这如何面对人家呢！更让我心存疑虑的是，主动提出给我讲经历的热心人，都强调他们的经历如何复杂、如何新奇。在他们眼里，好像只有复杂和新奇的东西才适合写成小说。他们哪里知道，我的小说是简单的，我不需要过于复杂的东西；我写的是一些日常生活，不喜欢新奇的故事。 “讨厌”说，他已经来了，就在编辑部的门口外边站着。 我所在的屋子，屋门上方装有一块玻璃，我没有往玻璃上糊纸，玻璃是透明的。走在楼道里的人，若是个头高一些，踮起脚尖一看，就能看到我屋子里的一切。我觉出一个人影在玻璃外面晃了一下，不用说，是“讨厌”提前对我进行了侦察，已经看到我在屋里坐着。完了，看来我是躲不开了，继续写东西也不可能了，只好放下电话，把门打开。站在门外的是一个年轻人，个头至少在一米八以上。年轻人穿了一身牛仔装，显得有些瘦。年轻人的眉眼倒不怎么刁钻，低眉耷眼的，显得有些老实。我的口气是拒人的，开口就问：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 我捡到了一张您的名片，就知道了。 你是谁？ 我叫胡晓君。 你是干什么的？ 我在北京打工。 打什么工？ 搞装修。 今天为什么没上班？ 公司暂时没揽到业务，没活儿可干，就没上班。 你没活儿可干，就来干扰我，是不是？你知道不知道，没经我同意，你就找上门来堵我的门口，这样很不好，很不礼貌。 对不起，老师！我实在太想见您了，看见您，我特别激动。 我屋里有沙发，我用电热水器烧的也有开水，但我没让他到屋里去。他要是在我屋里坐下来，恐怕一时半会儿打发不走。对这样的不速之客，我没有必要客气。我说：你既然来了，咱们到楼下待一会儿吧。我回身穿上外套，拿上钥匙包和手机，带上屋门，向楼下走去。我的手劲失了节制，带门带得有些重。我不管胡晓君愿意不愿意下楼，连回头看他一眼都不看，只管到楼下去了。 楼门口两侧植有绿篱，绿篱前面是街边的人行道。绿篱缩进去的地方，布置的有一些用合成的棕色木条搭成的座位。有人走累了，或无所事事，可以在座位上坐一会儿。我指一个座位，让胡晓君坐下。季节到了初秋，个别杨树叶子已开始下落。有一片杨树叶子落在座位上，像一只招风耳一样支棱着。叶子还是绿的，一点儿都不发黄。 胡晓君把杨树叶子扒拉在地上，坐下了。他坐在座位一头，留出比较宽的地方给我坐。 我见座位上灰土斑斑，似乎还有痰迹，没有坐。我不愿和他平起平坐。他手里拿着一本选刊类的文学杂志，两只手把杂志卷来卷去，卷成圆筒，放开；再卷成圆筒，再放开。看得出来，他的心情是翻卷的，有些紧张。这本杂志我看见过，上面选载有我新发表的一篇小说。胡晓君手持这本杂志来见我，可能准备拿我的小说当说话的引子，以证明他的确看过我的小说。只是他一紧张，就把说话的引子忘记了。我装作对杂志毫不关心，更不会提起其中的那篇小说。我看不惯一个人把杂志卷来卷去，通过这样的细节，我判断出他对读物不够爱惜。一个对读物不爱惜的人，很难说得上爱读。 胡晓君说，他有一个女朋友，他跟女朋友谈了两年多，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今年过了春节，女朋友不跟他好了，他百般追求，女朋友都不再理他。他说他的一颗心都在女朋友身上，打工所挣的钱也差不多都花在了谈恋爱上。女朋友的背离，对他打击很大，让他非常伤心，看天天昏，看地地暗，他都不想活了。说着，他长叹了一口气，眼圈儿有些发红。 我说好了，我知道了，你不要再说了。这样的事情满大街都是，一点儿也不新鲜。 可是我很难接受。我是第一次谈恋爱，董小雨是我的第一个女朋友。 难接受也得接受。这就是现实，现实总是严酷的。 你说的是现实主义吗？ 什么主义不主义，现实就是现实。 一个穿网眼黑丝袜的长腿女郎，牵着一条狼一样的爱斯基摩犬，从我们面前走过。高傲的女郎不看我们，两只眼睛不一样的大型犬也仿佛对我们不屑一顾，很快就走了过去。一个老爷子从我们面前匆匆走过，在后面紧追不舍的是一个老太太，老太太边走边骂：你这个不要脸的老东西，这么老了你还打野鸡。你给我站住，看我不把你的嘴巴子抽歪！老爷子回过头说：你不要瞎说，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胡晓君对我笑笑。我没有笑。 他还是想跟我讲他的故事，希望我把故事写成小说。 我说我再重复一遍，我不想听你讲故事，也不可能把你的故事写成小说。想写你自己可以写嘛，自己对自己的生活最熟悉。 你觉得我可以写吗？ 我觉得没用，你自己觉得可以就可以。你以前写过东西吗？ 上学的时候写过。我要是写了，您能给我发表吗？ 这个我可不敢保证。 您不是主编吗？ 我当主编是挂名的，不看稿子。不过你要是把稿子写出来，我可以让编辑帮你看一看。如果达到能用的水平，他们会用的。 这时有一个穿黑色西服的青年人冲我们走过来，向我们发放推销海景房的广告。我摆摆手，拒绝接受。他把广告发给胡晓君，说先生，看看吧。胡晓君见我是拒绝的态度，他也没接广告。直到这时，他好像才记起自己手里拿着的杂志，说杂志上登有我的小说，他专门给我买了一本。 我哪能要他的杂志，我说：杂志社已经给我寄了，你自己留着吧。我手上正干一样急活儿，不能陪你聊了。在我干活儿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你要学会尊重别人，不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说罢，我丢下胡晓君，转身上楼去了。 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天气越来越凉。杨树叶子已经变黄，不管有风无风，都会有杨树叶子落下来。杂志社楼下的这条街道两旁除了栽有杨树，更多的是银杏树。银杏树的叶子已经黄透，黄成了明黄。我知道，银杏树在等待一场必然要到来的冷空气，冷空气一旦袭来，明黄的银杏树叶子会很快落满一地。胡晓君没有再给我打电话，手机座机都没打，我几乎把这个人忘掉了。说过要写东西的人不在少数，但说说就拉倒了，不一定真的动手写。写东西不是吃巧克力豆，也不是喝可口可乐，不是那么容易的。可是，我并没有把标有“讨厌”的电话号码从我手机上删除，反正我手机上电话簿的空间很大，多一个号码，少一个号码，无所谓。 在一个冷空气骤袭的星期天，胡晓君又到编辑部找我来了。他没有再打电话，而是直接到编辑部敲我的门。我没想到是胡晓君，问：哪位？ 是我，小胡。 我已经在屋门上方的玻璃上糊了报纸，胡晓君不可能再透过玻璃看到我。他可能摸准了我的作息规律，或者是躲到一个隐蔽的地方，看我上楼来了，就到门口堵我。其实这天我并没有写东西，正躺在沙发上睡觉。昨天晚上和一帮作家朋友喝酒喝多了，早上起来仍头昏脑涨，脑筋很难开动。打扰我睡觉和打扰我写作一样，都让我不悦。我极不情愿地从沙发上起来，给胡晓君开门。 老师，我已经把小说写完了。 这么快？ 快吗？ 够快的。 我让人家写东西，有时说的并不是真心话，只不过显示一下自己在写作方面的话语权。上次我说让胡晓君自己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目的是尽快结束和他的谈话，把他打发走。说句心里话，我不相信胡晓君会写什么东西。一个人动嘴是一回事，动笔又是一回事，动嘴谁都会，会动笔写文章的只有少数人。胡晓君说他上学的时候写过东西，那些东西不能算东西，顶多算是学写字。再说，一个忙于跑来跑去打工的人，哪有时间静下心来写东西！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话把胡晓君给惹了，他真的给我送稿子来了。这次我仍没有让他进屋，还是带他到楼下去了。他穿的还是一身牛仔装，鞋上和裤腿上溅了许多白灰的斑点，这表明他已经找到了活儿，说不定是从装修现场过来的。我随手从屋里拿了两张废报纸，垫在人行道旁边的座位上，从胡晓君手里接过稿子，坐在座位上当场看起来。作者到杂志社送稿子，一般来说，编辑都不会马上看。编辑让作者把稿子留下，并留下联系方式，过一段时间，编辑看了稿子，再跟作者联系。我也可以让胡晓君把稿子留下，把稿子转交给有关编辑。那样的话，胡晓君放不下悬念，还会来找我。我的想法是，当场否定他的稿子，让他死了这份写稿子的心，不要再来找我。没有经过写作训练的人，不会写出什么像样的稿子，这事没有例外。为了不让他看出我的真实想法，我看得还算仔细。他使用的横格稿纸显然是从笔记本上扯下来的，纸面上留有圆珠笔划过的乱七八糟的印痕。他的字写得很生硬，好像写每一个字都很吃力。其中还有不少错别字，不是少了胳膊，就是少了腿。比如寒冷二字，他把寒多写了一点，把冷少写了一点。再比如忌妒，他写成了鸡肚。鸡肚和忌妒好像也沾点边，鸡的肚量是很小。我看着稿子，瞥见胡晓君在看我。他通过观察我的表情，试图判断他写的稿子是否成功。他心里肯定是打鼓的，他心里的鼓打得恐怕比鸡叨米还快。我不动声色，让他无“米”可叨。一阵秋风吹来，银杏树的叶子纷纷下落。有一片叶子落在我腿上，胡晓君赶快替我捡掉。 稿子看完后，我对胡晓君说：你写的这个故事还是有价值的，是值得写的。 胡晓君的眼里露出了欣喜。 但是，我知道胡晓君很担心我说但是，但是，我必须跟他说但是，我的但是是预设的。我说：但是，你写得线条太粗了，几乎看不到什么细节。我实话实说，你不要介意。目前来说，你写的这篇东西还构不成小说，离发表还有相当的距离。我把稿子还给了他。 胡晓君很不情愿地接过稿子，脸上顿时黯然失色。他说：老师能帮我改改吗？ 这不可能。我能帮你看看稿子，提提意见，就不错了。我建议你也不要急着改，把稿子放下，好好看点书，把事情琢磨透了，再改也不迟。 老师，我在模仿您的小说，您没看出来吗？ 我不爱听这个，我的小说难道这么糟糕吗？我说：我的小说不好，你不要模仿我的小说。另外我还建议，你好好给人家搞装修，先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这时我手机里“雄鸡”叫起来。为了尽快摆脱胡晓君，这次不管是熟悉的号码，还是陌生的号码，我都要接听。我一边接电话，一边对胡晓君摆摆手，上楼去了。 北京很大，但我认识的人很少，满大街都是陌生的面孔。我老家的村子很小，只有几百口人。我在老家时，我们村子里的人我全都认识。这表明，地方越大，认识的人就越少；地方越小，认识的人就越多。和某个人在某次聚会上吃过一餐饭，喝过一次酒，之后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一辈子都没有再见的机会。这使我想到我们常常挂在嘴上的再见这个词，作为一个礼貌性用词，人们说到它时，只当是打了一个招呼，很少在意它的含义和情感色彩。其实说了再见之后，有的人能再见面，有的人再也见不到面。 胡晓君就是这样，我对他摆摆手，表达了再见的意思，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四年过去了，楼下路边银杏树的叶子落了又生，生了又落，胡晓君再也没有来找我。我丢过一次手机，手机里标有“讨厌”的电话号码一并丢失。我换了新的手机，新手机的铃声不再是雄鸡打鸣，换成了一支歌曲：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也许我的话真的打消了胡晓君写作的念头，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写什么小说。也许那个从外地来北京的高个子年轻人将永远从我的视野里消失。 每天每天，我还是照样到杂志社的那间小屋里写东西。花上十天半个月，写一篇短东西，投出去，大约能换回一顿酒钱。有一天，我突然对写作感到有些厌倦，觉得写一篇，写一篇，都是实而又实的东西，老是摆脱不了现实的纠缠，有啥意思呢！现实里，该有的，都有了，不该有的，也发生了，我们只是把它换个地方，以文字的形式，搬到小说里。这样的东西，有什么新鲜的呢！还能玩出什么花样呢！算了，不写了，睡觉去。睡了一觉醒来，心里又空得慌，还有些许懊悔。睡觉，以后有的是机会，到了那一天，你不想也得睡，而且会永远地睡下去。趁着有生，脑子还转得动，手里还是抓挠点什么为好。我们能抓住什么呢？空气抓不住，风抓不住，云彩抓不住，月光也抓不住，我们能抓住的，只能是一些实的东西。好比我们生于现实的土地，长于现实的土地，一出生就被地球的万有引力牢牢地吸在地球上，只能在球体上进行有限的活动。我们可以不甘心，可以叹气，但我们不可自拔，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到空中。这是全人类的命，当然也是每个写作者的宿命。没办法，我们只能在现实的泥淖里继续挣扎。 某一日，我翻检以前的笔记，看到胡晓君来访的事我略略记有几笔。回忆起来，胡晓君给我看的那几页稿子，我还是留有一些印象的。把印象加以整理，加以想象，加以扩展，说不定真的能变成一篇有头有尾的故事性的东西，并能换回一顿酒钱。写作者难称厚道的地方也许就在这里。当了你的面，他从不会对你说，我要写你。但转过身去，他很有可能悄悄把你写进他的小说里。当你在他的小说里看到你的影子，向他求证时，他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会矢口否认。 虚弄 胡晓君和董小雨是在一家洗浴中心认识的。这家洗浴中心的规模不是很大，但里面的服务项目不算少，称得上应有尽有。洗浴的项目有淋浴、池浴、盆浴、桑拿浴、蒸汽浴、火石浴；保健项目有中国式、泰国式、韩国式、荷兰式等。另外还有拔罐、刮痧、足疗、掏耳和美容美发。洗浴中心是私家开办，所使用的员工都是从外地进京打工族中招聘而来。胡晓君是男宾部洗浴室里的服务生，有男宾拿着手牌进来了，他须热情招呼欢迎光临，帮人家打开更衣箱，并送上浴巾。这个工作没什么技术含量，只要态度好，腿脚勤快，有眼力见儿，就可以应付。董小雨是在休息室里为宾客捏脚，搞所谓的足疗。休息室面积挺大，放有若干排可坐可躺的软沙发。男女宾客洗澡洗累了，都可以躺在沙发上休息，同时可以看电视，喝茶，在手机上玩游戏。每进来一位客人，董小雨都会走上前去，叫着先生或阿姨，问人家要不要做一个足疗。人家若同意做，董小雨就会在沙发前面坐下来，搬过人家的脚，取出做足疗所需的一应物品，开始在脚底板上做起文章来。相比胡晓君在洗浴室里当服务生，董小雨上岗前受过培训，算是一个技术工人。她每做一篇“文章”，顾客都会付给洗浴中心六十块钱“稿费”。这笔“稿费”董小雨不可能全得，洗浴中心给她按两成提成，只给她十二块钱就完了。董小雨不嫌少，钱是一块一块攒起来的，只要她做的“文章”多，“稿费”就会越攒越多。不说太多，如果她一天能做上十篇“文章”，得到的提成就超过了一百块。因此，董小雨做“文章”的积极性颇高，看见一个人，就想把人家的脚底板翻过来。 两个人各干各的活儿，见面的机会不是很多。就算他们碰了面，从彼此所穿的工作服上认出对方也是洗浴中心的员工，并不一定多说话。在男员工看来，在洗浴中心打工的女员工总是有一些神秘，她们每个人都像是在和老板单线联系，只接受老板一个人的指令，老板让她们灭谁，她们就灭谁。作为一个男员工，你既不是老板，又不是进洗浴中心消费的服务对象，人家干吗搭理你呢！女员工看男员工也是如此，虽然在同一个洗浴中心工作，她们视男员工像是陌路人。不仅如此，女员工发现，男员工看她们的目光总是有些异样，像是要窥破什么秘密，这使她们不得不有所警惕。加之老板不愿跟招聘来的打工者签合同，致使来洗浴中心的打工者流动性很强，今天他来了，明天他走了，谁都难得真正认识谁。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促使胡晓君打定主意，要认识一下董小雨。如果有可能，他要把董小雨这个目标锁定，把董小雨发展成他的女朋友。这天下午，胡晓君去烘干房取回一抱热乎乎的浴巾，路过自助餐厅的门口时，隔着门缝，他听见有人在餐厅说话。乍一听，胡晓君几乎产生了错觉，以为他回到了老家，在听老家的人说话。但他很快反应过来，意识到自己身在北京，老家也没有人来找他。他听出来了，正说话的是一个女孩子，女孩子大概正在打电话。那么，用他老家的口音打电话的女孩子是谁呢？他得弄个究竟。他放下浴巾，装作到餐厅里找一样东西，推门到餐厅里去了。他一进餐厅就看见了，正打电话的是董小雨。洗浴中心备有自助餐，餐费在门票里包括着，到了就餐时间，客人换上浴服，可以到餐厅就餐。此时就餐时间已过，人去厅空，灯光调暗，只有董小雨一个人躲在里面对着手机说话。见有人进去，董小雨赶紧转过身去，并以手遮嘴，把说话的声音压低。胡晓君的目的达到，在餐厅转了一圈，就退了出去。 回到浴室，胡晓君看见一个中年男人扶着一位老人往汤池走，赶紧走上前去，扶住老人的另一只胳膊，说慢点儿，慢点儿。中年人夸他服务态度不错，对他说了谢谢。胡晓君和中年人一块儿把老人扶进汤池后，胡晓君又主动问中年人：你们要不要躺在按摩椅上按摩一下，挺舒服的。当中年人说了可以，胡晓君就把两张按摩椅的开关打开了，分布在按摩椅上的多个小孔立即咕咕嘟嘟冒出水来，在水面催出一朵朵小花。胡晓君得出判断，董小雨是他的一个老乡，这个老乡的家跟他家住得不会太远，不是一个乡，也是一个县。胡晓君理解董小雨，他们一来到北京，就想融入北京，不想让北京人知道他们是外地人。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整自己的舌头，把家乡的口音调整成北京人的口音。可一个人从小形成的口音好像已经在自己的舌头上扎根，调整起来并不那么容易。舌头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柔软的、灵活的，有时却很生硬、很固执，稍不留神，隐藏在舌头里的家乡口音就会冒出来。特别是在接听家里亲人打来电话的时候，不知不觉间，口音就会跟着亲人走。当他们的耳朵听到自己说的是家乡话，意识到自己的口音与身处的语言环境不符，想扭转一下，又不大敢。他们要是扭转成北京话，亲人会说他们在撇京腔，还有可能听不懂他们撇的是什么。所以在跟亲人通电话时，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带出家乡口音。北京这么大，来北京打工的人数以百万计，能碰到一个在同一块土地上长大的老乡难而又难。而胡晓君不但碰上了董小雨，他们还是同一个洗浴中心的同事，这怎么说呢，只能说这是老天爷的安排，认识董小雨对他来说是天赐良机。倘若他不主动接近董小雨，简直就是违背天意。 董小雨，咱俩是老乡。这天午后，胡晓君观察到董小雨在餐厅里吃自助餐，随便取了一点食品，坐在董小雨对面，开始跟董小雨搭讪。洗浴中心对员工的承诺是管吃管住。管吃，是指顾客可以吃自助餐，员工也可以吃。不同的是，顾客与员工用餐不在一个时间段，顾客先用，员工后用。拿午餐来说，顾客是十二点开始用餐，而员工必须等到下午一点之后方可用餐。如果哪个员工违反规定，胆敢与被称为上帝的顾客抢食，那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董小雨看了一眼胡晓君，遂低下眉，没有搭理胡晓君。董小雨餐盘里取的食品是生西红柿片和生黄瓜片，她用筷子夹了一片生黄瓜放进嘴里。 胡晓君报了自己所在的县，问董小雨家是不是也在那个县。 董小雨仍拒绝搭理胡晓君，没有说明她跟胡晓君是不是一个县，她心里说的是：你管呢！她在做足疗时，总会有一些男顾客爱说话，盯着她年轻的脸、年轻的胸，问她的老家在哪里。在哪里呢？有一回，她没有说实话，而是编了一个地方。问话的顾客当场指出：你这个丫头不诚实！把她弄了个大红脸，很是不好意思。北京好比一个大海，游进大海里的都是鱼，干吗非要问她是从哪里来的鱼呢！ 小曲好唱口难开，女孩子开口总是难，胡晓君不着急。胡晓君说：董小雨，你吃得太少了，还想吃点儿什么，我去给你拿。说着，就要起身给董小雨拿吃的。 不用你管，想吃什么我自己会拿。 董小雨，你总算跟我说话了，我好感动好感动。这里没什么好吃的，哪天你给我一个机会，我请你到外边去吃。你喜欢吃什么？ 我什么都不喜欢吃。 那可不行，咱们出门在外，得把身体放在第一位。要想身体好，就得注意饮食，注意营养均衡。既然咱俩是老乡，一拃没有四指近，今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只管找我，我有责任为你服务，也有责任保护你。谁敢让你受委屈，我绝对不答应！这样吧，要是不嫌弃的话，你把我手机号码记一下。胡晓君说罢，两眼看着董小雨放在餐桌上的手机。董小雨的手机是带盖子的那一种。 董小雨像是犹豫了一下，还是拿起手机，把手机的盖子翻开了。胡晓君一组一组地说着号码，董小雨记了下来。 我的名字叫胡晓君，你就叫我小胡吧。有些人给别人的电话号码是假的，我给你的号码绝对是真的，不信你拨一下试试？ 顺着胡晓君的指引，董小雨把电话号码拨了一下，胡晓君装在口袋里的手机果然响了起来。胡晓君的手机铃声是一支旋律相当欢快的曲子。董小雨哪里知道，胡晓君给予她电话号码的目的，是想得到她的电话号码。 胡晓君说：看看，没错儿吧！ 董小雨这才想到，她一拨胡晓君的电话号码不要紧，自己的号码就跑到了胡晓君的手机上。她说：没事儿你不要打我的电话，更不要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别人。 别人的说法让胡晓君心里一动，很是受用。别人是别人，他就不是别人，是自己人，看来董小雨已经认了他这个老乡。他说：你放心，日久见人心，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我了。 时代到了数字化时代，人也被数字取代，人人都有代码。每个人的代码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身份证的号码，另一个是所使用的手机的号码。身份证的号码一报户口就确定下来，一辈子都不会改变。在互联网上输入你的代码，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能网到你。手机的号码也差不多，要不是为了隐蔽，一般来说，人们不会改变自己的号码。手机用坏了可以再换一个，但手机的号码还是原来的号码。胡晓君把董小雨的手机号码存入自己的手机，仿佛同时存进了董小雨这个人，这让他一下子变得充实起来，好像连手机本身也大大增值。按董小雨的意见，胡晓君没有轻易给董小雨打电话，只给董小雨发些短信。下雨了，他给董小雨发了一条短信：终于下雨了，我最喜欢下雨。董小雨没有给他回信。接着，他又给董小雨发了一条短信，说要请董小雨到附近的一家餐馆吃烤鸭，并强调，烤鸭可是北京的名吃。这次董小雨回了信，信的内容只有两个字：不吃。胡晓君想，也许董小雨不爱吃烤鸭，爱吃洋餐。过了两天，他再给董小雨发短信，要请董小雨到外面吃意大利比萨。董小雨的回信还是两个字：不吃。那么董小雨到底爱吃什么呢？是不是最爱吃的还是家乡饭呢？他打听到一家小饭店卖有家乡的糊涂面，就请董小雨下班之后跟他一块去吃糊涂面。他在短信里说：近不近，故乡人，请董小雨给老乡一个面子吧！这次董小雨的回信倒没说不吃，说的是不去。这个董小雨，三请三不，是不吃他这一套啊，是不想和他交往啊，这可怎么办呢？想来想去，他只好给董小雨打了一个电话。打第一遍，董小雨不接；打第二遍，董小雨还是不接；直到打第三遍，董小雨才接了。董小雨一开口，口气就有些不耐烦，说我正忙着，你老打电话干什么！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让你老给我打电话嘛，好了，就这样吧。啪的一下子，把手机盖子扣上了。胡晓君看看自己的手机，手机的显示屏是黑的，拿在手里像一块生铁。他真想对着手机说：你忙什么，不就是在给人家捏脚嘛！人脚又不是猪脚，猪脚能吃，人脚上都是脚气，又不能吃，你有什么可牛的！ 无论如何，胡晓君不会放弃对董小雨的追求。老板召集洗浴中心的全体员工点名和训话时，胡晓君看见过在洗浴中心打工的所有女工，他也巧妙地打听过那些女工的情况。别的女工来自四面八方，都不是他的老乡。只有董小雨是他的老乡，而且是近老乡。董小雨长得也不错，不高不低，不胖不瘦，一看就是一个适合谈对象的家常人。董小雨虽然来到城里干活儿，但她并没有赶城里人的时髦，不描眉，不画眼，没有染成红头发、黄头发，连高跟鞋都不穿。董小雨一上班，就穿一身棉布工作服，一天到晚都是那身工作服。不管从哪方面看，董小雨都不失朴实，都是一个好好过日子的人。要是能把董小雨搞到手，对他的一生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好几个年轻人都带回了外地的老婆。那些女人不是好吃懒做，就是脾气暴躁，胡晓君一个都看不上。爹对他说：你不要看不上人家，你小子要是有本事，也给我们带回一个儿媳妇，我和你娘就不用操心给你找对象了。爹的话他记住了，他争取找一个对象带回家。 胡晓君去餐馆买了一份烤鸭，分装在两个塑料餐盒里，带回洗浴中心。一个餐盒里装的是薄片鸭肉和甜面酱，另一个餐盒里装的是荷叶饼和葱条。这天吃晚饭时，他一见董小雨去餐厅吃饭，就赶紧把烤鸭拿了过去，小声对董小雨说：这是我给你买的烤鸭，你尝尝味道如何。 董小雨一见烤鸭，就皱起了眉头，说：我说过不吃，谁让你买的！谁买的谁自己吃。 我吃过了，这是专门给你买的一份。你说话小点儿声，别让别人听见。你把鸭肉和葱条卷在荷叶饼里吃，就当吃的是自助餐，吃的时候也最好别让别人看见。好了，今天我不陪你了，你慢慢吃吧。 走到门外，胡晓君透过门缝看见，董小雨揭起一张荷叶饼，正把蘸了甜面酱的鸭肉和葱条卷在里面吃。很好很好，烤熟的鸭子外酥里嫩，是很好吃的，你就好好吃吧。 停了一会儿，胡晓君又到餐厅门外隔着门缝看了董小雨一眼，见董小雨没把烤鸭吃完，收拾起来带走了。洗浴中心规定，自助餐厅里的食品只能在餐厅里吃，不能带到外面去。因他送给董小雨的烤鸭是从外面带进来的，不在洗浴中心的规定范围，吃不完应该可以带走。董小雨吃了他送给董小雨的烤鸭，这让胡晓君觉得，他和董小雨的关系又前进了一步。他对自己说，饭要一口一口吃，水要一口一口喝，他和董小雨的关系要一步一步走，慢慢来，不要着急。在老家时，他见过老母鸡孵蛋。老母鸡就那么俯着身子，围着翅膀，日日夜夜卧在一窝鸡蛋上，把自己身体里的热量，一点一点持续不断地传达到鸡蛋内部，使鸡蛋发生变化，孵出小鸡。胡晓君相信，董小雨不是一块石头，也是一个鸡蛋，他要向有耐心的母鸡学习，不断给董小雨以足够的温暖，把鸡蛋里面的小鸡孵出来。就算董小雨是一块石头，他也有恒心、有能力，先把石头暖成鸡蛋，再把鸡蛋孵出小鸡。 说洗浴中心管住，是指洗浴中心同时开有三层楼的旅馆。客人住在旅馆里，为客人服务的员工不必到外面租房，也可以住在旅馆里。只不过，员工住得拥挤一些，六个人住一个房间，是上下铺。在房间里，年轻的男员工心痒手痒，喜欢拿女员工说事儿，对女员工评头论足，给每一个女员工打分。一天晚上，有人说到董小雨，说那丫头长得太死性，一点儿都不可爱。还有人说，董小雨名义上是给人捏脚，背地里不知给人家捏什么。这些话胡晓君不爱听，他说：你们不要议论董小雨，她是我的老乡。人家说：老乡不香，老乡算什么，要是女朋友还差不多。胡晓君没有否认董小雨是他的女朋友。 又过了一段时间，胡晓君从外面给董小雨买回一张比萨饼，事情就没有那么顺利。这天午后，当胡晓君把比萨饼放在董小雨面前的餐桌上时，被邻桌一个眼尖的小女孩儿看见了。一位白头发的老太太，带着一个小女孩儿，吃饭吃得比较慢，别的顾客差不多都走了，已经到了员工吃饭的时间，她们还没有离开餐厅。小女孩儿看见了比萨，嚷嚷着要吃比萨。老太太说：哪有比萨，这儿没有比萨。小女孩儿一指董小雨面前的比萨，说有，有。老太太也看见比萨了，对小女孩儿说：明天奶奶去比萨店给你买。小女孩儿不干，嚷嚷得更厉害：不，不，我现在就要吃！这时，胡晓君若把比萨分给小女孩儿一点，也许小女孩儿就不闹了。大概胡晓君心里只装着董小雨一个人，急于让董小雨吃比萨，完全忽略了小女孩儿的感受和要求。他不但没有分给小女孩儿比萨，还把身子坐过来，与董小雨坐并排，试图挡住小女孩儿的视线。这下把老太太给惹了，老太太不干了，老太太大声质问胡晓君和董小雨：你们是不是这儿的员工？ 胡晓君和董小雨被北京老太太陡起的气焰吓住了，他们不敢面对老太太，没有回答老太太的问话。 谁让你们在这儿吃比萨的？有你们吃的比萨，就应该有顾客吃的比萨。不让顾客吃，你们自己吃，这是哪家的道理！把你们的老板找来，我要问问他！ 眼看别的员工围过来看热闹，董小雨像是急于摆脱干系，丢下胡晓君，自己站起来走了。 胡晓君没有走，他硬着头皮，仍坐在那里坚持。他自己从未吃过比萨，只是听人说比萨好吃，才给董小雨买了一份。此时放在桌上的比萨已经凉了，但他觉得比萨变成了烫手的红薯，不知该怎样处理。 不知哪个嘴快的把老板找来了，老板进得餐厅，直奔胡晓君问：怎么回事？谁让你在餐厅吃比萨的？回答！ 我没吃。董小雨没吃过比萨，这是我给她买的。 你为什么要给董小雨买比萨？你们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老乡，她是我的女朋友。 别的员工交换了一下眼神儿。 老板说：董小雨是不是你女朋友，另当别论，我只问你，本中心不许员工带食品在餐厅里吃，这个规定你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那好，今天我让你知道一下，食品没收，罚款三百元人民帀。 对胡晓君的处罚还没有完，第二天上班前，老板让浴室主管通知胡晓君，洗浴中心决定终止对他的聘用，上午九点之前，他必须走人。 胡晓君吃惊不小，说他很热爱洗浴中心的工作，正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开除他呢？ 浴室主管向他转达老板的话：你的行为已经构成对女员工的骚扰，在洗浴中心造成了不良影响，所以要开除你。 董小雨呢？把我们两个一块儿开除吗？ 这个我不知道。 我去找董小雨问一问。 你不要问了，老板找董小雨谈过了，董小雨说她根本就不认识你。浴室主管撇着嘴，用讥讽的口气说：还说董小雨是你的女朋友，我看你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胡晓君的情绪低沉下来。他想把自己的情绪再酝酿一下，湿一湿自己的眼圈。这样想着，他的眼圈真的有些泛潮。他对主管说，他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一会儿就走。说这些话时，胡晓君是在自己住的宿舍里，他已经换好了上班的工作服。他的打算是，等主管一离开，他就去董小雨的宿舍或休息室去找董小雨，跟董小雨说几句话。 主管似乎看破了他的想法，要他马上把工作服脱下来。也是洗浴中心的规定，只要脱下工作服，换上自己的衣服，就不许在工作场所走动。 胡晓君没有马上脱工作服，看看主管能把他怎样。什么主管不主管，不也是一个吃打工饭的外地佬嘛，有什么了不起的。 主管到门外打了一个电话，把洗浴中心的保安叫来了。保安是一个练过立起手掌切砖的家伙，切起人的脖子来相当厉害。保安说话的声调倒是不高，他对胡晓君说：走吧，哥们儿，最好别让我动手，我一动手，谁脸上都不好看。 胡晓君只好脱下工作服，换上自己的衣服，把零碎东西都收进拉杆箱里，拉起箱子走了。走到大门口，胡晓君似有些恋恋不舍，转过身来与董小雨大声告别：董小雨，我走了！ 没有任何回应。两个穿黑色工作服的女服务员在柜台里面坐着，她们连动都没动。 胡晓君又喊了一声：董小雨，我爱你！ 一直跟在他身后的保安举起了巴掌，命他赶快滚蛋！ 来到大门外边，胡晓君没有马上离开，站在那里给董小雨打电话。他估计，洗浴中心只开除他一个，不会开除董小雨。因为董小雨会捏脚，可以为洗浴中心赚钱。电话打过去，很快有了回应，回应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但不是董小雨的声音，回应说：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冬天来了。一个初雪的傍晚，有一个年轻人，手持一朵玫瑰花，跪在洗浴中心门外的地上，雪片落在年轻人的头发上，落在年轻人的肩头，落在年轻人的后背，几乎把年轻人变成了一个雪人。年轻人双手举着的玫瑰花似开未开，花上面也落了一层雪。落雪有声人无声，年轻人就那么不声不响地跪着，似乎要跪他个感天动地，地老天荒。这个年轻人不是别人，是胡晓君。 有前来洗浴的顾客看见了胡晓君，有些好奇，问胡晓君跪在雪地里干什么？ 胡晓君说，他来给他的女朋友献花。 你的女朋友在哪里？ 在洗浴中心。 你怎么不进去找她呢？ 他们不让我进。 你可以打个电话把你的女朋友约出来嘛。 她不接我的电话。 噢，所以你就在这里玩苦肉计，对不对！顾客说罢，摇摇头，进去洗浴去了。 保安发现了跪在雪地里的胡晓君，他推开玻璃门，并撩开棉布帘子，对胡晓君骂道：你怎么又来了，你真是一个癞皮，我看你比癞皮狗还劣！之前，胡晓君已来过几次，他几次前来，都被前台的服务员和保安及时发现，被保安赶了出去。有一次，他以顾客的身份，要自己花钱洗澡。保安通过打电话向老板请示，老板还是拒绝他进入洗浴中心。 胡晓君不说话，他把玫瑰举得更高些，想让玫瑰替他说话。他认为自己跪的是街边的雪地，并没有进入洗浴中心，狗保安不应该干涉他。他希望前台的服务员能看见他，并转告给洗浴中心的所有员工，让所有员工都知道他今天的非凡举动，其中包括董小雨。一颗红心向着董小雨，他不相信董小雨一点儿都不感动。 保安用脚点住胡晓君的肩头，只一蹬，就把他蹬得仰面朝天，倒在马路边上。 这时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开过来，下雪路滑，司机紧急刹车，发出一声尖叫。只差那么一点点，车的左前轮就碾到了胡晓君的头。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骂人：干吗呢？干吗呢？找死呢！ 胡晓君没有爬起来，躺在雪地里哭起来。要是被车撞死，他就再也见不到董小雨了。他哭得声音越来越大，引得不少路人驻足围观。一些洗浴中心的员工闻声也出来看热闹，一个男人在街头大哭总是很少见。胡晓君虽然哭得涕泪横流，玫瑰花仍在他手里紧紧攥着。 有同事告诉董小雨，说她的男朋友给她献花来了。 董小雨否认她有男朋友，说，谁再这样说她就跟谁急。 老板出来了，一见老板板着脸，员工们赶紧把头缩进洗浴中心。老板对围观的路人说：大家散了吧，这人是个神经病，没什么好看的。他臆想一个女孩子是他的女朋友，其实根本没那回事。 见胡晓君还在哭，围观的人还不走，老板就打电话报了警，说有人在洗浴中心门口无理取闹，影响了他的生意。 不一会儿，警察就开着警车过来，把胡晓君带到附近的派出所讯问情况去了。 不知是实弄还是虚弄 十几年过去了。某个春天的下午，我在看一档名为“忏悔录”的法制电视节目时，听节目主持人提到了胡晓君的名字。主持人介绍说，胡晓君为北京一户居民搞完了装修，回头翻窗到这户人家行窃时，碰巧被这家回家取东西的女主人撞见了，当女主人指着鼻子斥责胡晓君时，胡晓君怕罪行暴露，就扑上去把女主人掐死了。胡晓君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我不大爱看电视，除了看球赛和动物世界时偶尔激动一下，看别的节目我常常是有一搭无一搭。听到胡晓君这个名字时，我并没往心里去，没有把胡晓君这个名字和那个曾经让我帮他看稿子的青年打工者联系起来。我已经把那个胡姓青年的名字淡忘了。当胡晓君的形象在电视画面上出现时，我的注意力才不由自主地集中了一下，这个囚徒我看着怎么有些面熟呢？尽管胡晓君穿着囚服，戴着手铐，面貌已不是当年的面貌，我还是想起来了，这个胡晓君，不是和胡晓君重名的胡晓君，正是那个到办公室里找过我的高个子年轻人。主持人说他犯罪时在搞装修，他从事的工作也与我对他留下的印象相重合。没错儿，就是他，就是那个曾经被我在手机上命名为“讨厌”的胡晓君。我难免心生感慨，看来人的命运真是莫测啊，说是条条大路通北京，到了北京，摆在人们面前的不一定都是大路。 面对电视镜头，胡晓君表示了忏悔和痛恨。他后悔不该去行窃，更不该剥夺他人的生命。他不恨别人，只痛恨他自己。要是有来生，下一辈子他一定要好好做人。 按照人道主义精神，在死刑犯伏法之前，狱政人员都会问一下犯人，最后还有什么要求。如果要求并不过分，监狱方面会尽量满足。胡晓君提出的要求是，临死前他要见一见他热恋过的女朋友，当面问一下女朋友，他那么苦苦追求，女朋友为什么看不上他？ 狱政人员找到了胡晓君所说的女朋友。让我感到疑惑的是，她的名字不叫董小雨，叫冻小雪。冻小雪已结婚生子，成了人妻人母。冻小雪似乎记起了有胡晓君这么个人，但她不愿意去监狱见胡晓君，担心跟自己的丈夫无法交代。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将死的人总是占着一份死理。狱政人员只好找到冻小雪的丈夫，让其丈夫帮助做做冻小雪的工作，看能不能见胡晓君一面。冻小雪的丈夫倒很开通，也能够理解胡晓君的心情，说人家都是快死的人了，去看看人家有什么不可以。 至于二人见面后，胡晓君向冻小雪问了一些什么话，冻小雪又是怎么回答的，这个就不再想象了。 也许，冻小雪是董小雨的化名，也许不是。如果冻小雪的名字是真名真姓，这个胡晓君就不一定是那个胡晓君。我宁可相信，胡晓君还惦着写东西，并有可能看到这篇不太像小说的小说。 选自《十月》，2015年第4期 未经本刊允许，请勿转载 《十月》微信号：shiyue1978 《十月》邮购电话：010-82028032，平邮免邮资，定价15元/册。 《十月》地址：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邮编：1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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